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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苏联-也就为日本在英、苏、美与中国之间展开战略分化

世预赛

然而,通往聯合陣線的道路坑坑窪窪,一路走來,渝府也是踉踉蹌蹌。

關於政治與軍事兩個方面的全局性的策劃,按照當時的概念,蔣介石、國民黨將兩者加以區別,分別稱「政略」與「戰略」。而中共方面則合二為一,統稱戰略,基本不用「政略」這一概念。各有其據。鑒於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並未收入「政略」一詞,本書按現在的習慣,統稱戰略。

第二,力倡建立中美英蘇聯合陣線。

有趣的是,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之內,理論上分屬兩條陣線的幾個世界大國,實際上大都存在程度不等的、互為交叉的模糊關係,某種情況下,某國可能是反侵略者,某種情況下,某國又可與侵略者相互妥協,甚至合作。例如:蘇聯與德國,蘇聯與日本,英國與日本,美國與日本,甚至渝府與德國,雙邊關係或多或少都存在程度不等的曖昧狀態,這種狀態的存在,不可能建立鮮明的反侵略聯合陣線。

日本在東亞的擴張,對英、法、美、蘇四國利益構成嚴重威脅,蔣介石關於中日戰爭國際化思想,具體講,就是引導四國介入。但是,四國之間各自的處境、利益、立場、觀點並不統一,因此,各自的國策也是各有各的盤算,各行其道,甚至相互敵視,例如英法與蘇聯。不過,儘管四國的利益存在很大差異,但其東亞國策則具有一個共同點,都是支持或同情中國抗戰,以期將日軍拖在中國戰場,由中國牽制並消耗日軍,從而削弱日軍對自身的威脅。但是,四國自身則避免直接捲入與日本的對抗,故又與中國保持一定的距離,並與日本保持一定的關係,對渝府冷眼旁觀。後來,隨着法國戰敗,英法陣線亦隨之瓦解。

1939年9月,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,歐洲是世界政治中心,歐戰的爆發,至少在政治上必將波及全世界,促使各國選邊站。蔣介石的頭一個反應,就是立即意識到這是將抗戰國際化的戰略機遇,為此,歐戰爆發之始,蔣迅即提出一項具有全局性的戰略思想:「如何使中倭戰爭牽入于歐戰範圍之內,使與歐戰共同解決。」 這裏,所謂「牽入」,就是要將中國的抗戰與歐戰聯繫起來,由此將抗戰國際化。所謂「使與歐戰共同解決」,就是結果,就是通過國際陣線制裁併戰勝日本。作為「牽入」歐戰的具體方式,蔣迅即提出加入英法陣線的戰略決策。當然,渝府實際上不可能直接加入歐戰,所謂加入英法陣線,其實是拉英法加入中國的抗日陣線。

聯合陣線的推進與反推進,首先是中國與日本之間的一場不動聲色的戰略較量,雙方的着眼點都是如何孤立對方。其間,日本的戰略策劃一度相當成功,對渝府構成相當有效的戰略鉗制,原因在於,面對德國在歐洲橫衝直撞,英蘇美的戰略重點都擺在歐洲,為此,其東亞國策都具有對日本妥協的一面,以避免兩線作戰。這個戰略軟肋的存在,也就為日本在英、蘇、美與中國之間展開戰略分化,提供了足夠的周旋餘地。由於處境與利益的不同,英國、蘇聯先後以渝府做交易,與日本達成妥協,棄渝府如敝屣。渝府最為難堪的局面,並非來自日本,而是出自友邦的變相出賣。在遭遇嚴重的政治傷害的情況下,渝府高層一度產生極端情緒,甚至出現聯合德國以報復英國的呼聲。

然而,新的問題又隨之產生,由於蘇聯與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,並且兩國先後出兵共同瓜分波蘭,在外界一度造成「德俄集團」的跡象,由此又引出另一個猜想:兩個對立的國家集團正在形成,「英法陣線」對「德俄集團」。也就是說,蔣如果加入英法陣線,有可能與蘇聯處於對立狀態。由於蘇聯的立場一時尚未看懂,蔣介石投鼠忌器,結果,也未能即時加入英法陣線。

戰略思想的構成,首先是利益,同時也包括價值觀,或者說價值觀也是利益。作為一位典型的中國式的「階級政治家」,蔣介石相當一部分戰略思想,出自其本能的反蘇反共的政治意識。在如何對待蘇聯的問題上,蔣的思想觀念具有鮮明的雙重性。

本文系《蔣介石的戰略布局:1939-1941》(鄧野著,社科文獻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)一書「導讀」,經授權,澎湃新聞轉載。

考慮到幾個大國均不願在中日之間明確地選邊站,並且顧慮對日宣戰或將失去九國公約中的一些有利條件,因此,蔣介石也一直不對日本正式宣戰,中日戰爭長期處於沉悶的、戰而不宣的狀態,蔣沒有找到國際化的有效途徑。

蔣介石全部戰略思想的核心,就是要把中國的抗戰與歐戰貫通起來,以此為切入點,推動抗戰國際化。這是渝府的根本利益所在,全部戰略思想的構成圍繞這一點展開。

蘇軍部署在遠東的兵力,是牽制日軍的一支重要戰略力量,同時,由於蘇聯與中共的政治關係,蔣在下手反共之際,往往又須顧慮蘇聯的反應,因此蘇聯對蔣而言,亦友亦敵。一方面,蔣需要利用蘇聯的力量牽制日軍,並獲得援華物資;另一方面,又一再策劃德日兩軍進攻蘇聯,力圖借德日之手消耗蘇聯,削弱蘇聯,打擊第三國際,從而制止第三國際發動世界革命,主張由美國主導戰後國際秩序。當然,蘇聯問題歸結在中共,蔣是把削弱蘇聯視為制裁中共的一個重要條件。為此,蔣曾多次向英美獻策,奉勸兩國不要在地中海和太平洋牽制德日,以便德日兩軍放開手腳,傾全力攻擊蘇聯。

僅就東亞而論,渝府具有絕對的頭等重要的戰略地位,然而就世界全局而論,渝府則又位居邊緣,並且也是參戰大國當中最弱一方。兩種地位的存在,決定了渝府的兩種處境:時而被冷落,被敲打,甚至被出賣;反過來,時而又被拉攏,被尊崇,甚至被吹捧。在這個極易產生偏執與急躁情緒的年代,蔣介石基本上做到了處變不驚,展現出極大的戰略忍耐,同時也展現出其善於守拙的一面。

在這個歷史的活躍時期,蔣介石絕非僅僅是一個逆來順受的旁觀者,更是一個積極的參与者,甚至還是一個攪局者,其中最為突出的一點,就是私下向英美獻策,唆使德日兩軍進攻蘇聯。

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博弈。作為一位弱國統帥,蔣介石遊走于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,稍有不慎,渝府便有可能引火燒身。正是在這樣一個險象環生過程中,蔣在這一時期的戰略思想,可以說,在其一生的政治軍事生涯中,表現最為活躍。

兩條國際陣線由混沌走向澄清的過程,說到底,就是不同的國家,面對不同的國際陣線,各自利益的選擇與統一的過程。也就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,中國的抗戰與世界戰爭打成一片,就此擺脫長期的孤立,奠定了日後勝利的基礎。

本書將着重研究以下幾個問題:

本書的研究與論述將圍繞這樣一個基本的線索展開:蔣介石關於德日兩軍的戰略方向的觀察與判斷。當然,所謂德日兩軍的戰略方向,蔣之着眼點並非德日本身,而是着眼于這個問題背後的蘇聯與美國。

蔣介石關於將抗戰國際化的思想,與建立國際反侵略聯合陣線的思想,兩者天然相通。具體而論,與東亞地緣政治有着直接利益關係的大國,亦即渝府所能夠指望的聯合對象,主要就是英國、法國、美國、蘇聯。為此,在幾個相關大國當中,順理成章,蔣介石最早提出與英法美蘇四大國建立聯合陣線,並且把這一建議作為基本國策,堅守不渝。

那麼,蔣是怎樣觀察、聯繫、提出問題,又是怎樣捕捉機遇、分辨利益關係,與此同時,如何策劃、遊說、實施戰略布局,這些就是本書將要提出和研究的基本問題。

中日戰爭始自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,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爆發。就地緣政治而論,遠東在地理上相對偏遠,因此,儘管中日早已開戰,但一直以來,戰爭的範圍僅限於兩國之間,就世界全局來看,只是一個孤立的、局部的戰爭,日本官方甚至不稱戰爭,而稱「中國事件」。問題在於:作為一個弱國,渝府很難以一對一的方式徹底擊潰日本。為此,蔣介石關於抗戰的戰略方針,從來都秉持一個基本思想:將中日戰爭國際化,通過國際聯合陣線制裁併戰勝日本。多年來,蔣曾一再考慮并力行這項戰略,自記:「解決中倭問題惟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」。 所謂國際注意、各國干涉,就是國際化。

關於德日兩軍的戰略方向,蔣介石傾注了相當的精力,長時間、多角度予以觀察、分析、研判,這些問題將十分具體地體現蔣的戰略視野。

第四,關於德日兩軍戰略方向的觀察。

1922年2月,美、英、法、日、意、比、荷、葡八國,加上當時的北京政府的代表,在華盛頓簽署《九國關於中國事件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》,簡稱九國公約,其中規定:「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,及領土與行政之完整」,等等。九一八事變發生后,南京政府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,隨後,國聯派出李頓調查團對此進行調查。1933年2月,國聯以42票贊成、日本1票反對的結果,通過了李頓調查報告,承認滿洲主權屬於中國。當年3月,日本宣布退出國聯,以示抗議。但是,無論九國公約還是國聯,對於日本侵華並無實質性的制約或制裁。

自歐戰爆發,德軍的攻擊方向依次為中歐、北歐、西歐、南歐、北非;而日本於1937年7月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後,長期以來,日軍的戰略方向主要是向西──中國西南、西北。德軍向北、西、南進攻,避免了直接與蘇聯碰撞;而日軍向西,其兵力仍然擺在中國戰場,這就避免了直接與英美、蘇聯交鋒;反過來,由於自身未遭侵犯,蘇美兩國也就能夠繼續奉行其中立國策。這樣,儘管戰火早已在歐亞大陸燃燒,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,蘇美兩國並不參戰,仍然置身於戰爭之外。

第三,私下策動德日兩軍夾擊蘇聯。

第一,關於中日戰爭國際化戰略思想。

自德國出兵波蘭(1939年9月),到日軍突襲珍珠港(1941年12月),在此兩年多的時間,從國際關係的構成與演變來看,肯定是近代最為活躍的一段歷史時期,在這裏,中、英、美、蘇、德、意、日,七個大國歐亞逐鹿,或者宣戰,生死相搏;或者中立,左顧右盼;或者取巧,伺機而動;伐謀,伐交,伐兵,誘秦誆楚,風雲奇詭。其間,經過多次劇烈對撞,大國關係重新分化、重新組合,最終,七個大國分別完成各自的國家結盟,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條陣線,由模糊而明朗。

那麼,怎樣才能使中日戰爭引起國際干涉?以往,蔣所指望的國際干涉就是九國公約和國際聯盟。1939年1月26日,蔣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講外交政策,他說:「什麼是我們的外交武器呢?二十年以來,九國公約及國聯盟約是我們的武器。」

原標題: 鄧野:遊走在大國博弈的夾縫之中

毛澤東曾經這樣評價蔣介石:「他是階級政治家」。 此外,作為渝府統帥,蔣也是一位階級戰略家,周恩來曾對美國記者埃德加·斯諾說:「蔣還算個戰略家。他的政治嗅覺要比軍事嗅覺敏銳。」 總之,蔣介石及其渝府作為參戰大國當中最弱一方,成為這段歷史的參与者之一。

這是一個顛簸的年代。在蔣介石漫長的政治軍事生涯中,這是大國關係最不穩定的一個時期,突發事件頻頻滋生,反過來,對渝府的波及與影響,不僅直接,而且利弊複雜,因此,也是蔣對於國際關係的觀察最為密切的一個時期。在此期間,蔣立足於渝府的自身利益,分別做出一系列戰略觀察與預測,提出一系列相應的戰略策劃與布局,力求將大國關係的演變與渝府的利益聯繫起來,求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。其中,既有精準的預測,也有嚴重的誤判;既有寬闊的眼界,也有仔細的算計;既有政策的堅守,也有適時的調整;尤其遭遇撞牆碰壁之際,既有憤懣與煩躁,也有冷靜與忍耐。與此同時,還在幾個大國之間展開積極的遊說,或者分辨是非、曉以大義;或者以利相誘、乘間抵隙。

問題在於:蘇美是兩大強國,蘇美參戰與否,將直接決定戰爭雙方的力量對比。一般說,兩國不可能主動參戰,那麼,蘇美怎樣才能捲入戰爭?只有在遭到德日攻擊的條件下被迫參戰,而德日是否攻擊蘇美,則取決於其戰略方向調整與否。具體而論:德軍在擊敗法國之後,是繼續向西攻擊英國,還是調過頭來,向東攻擊蘇聯;日軍是繼續向西攻擊中國西北、西南,還是調整方向,或者向北攻擊蘇聯,或者向南攻擊東南亞英美殖民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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